歌礼制药吴劲梓：新冠病毒药物研发和临床研究不应因疫情结束而停止

歌礼制药吴劲梓：新冠病毒药物研发和临床研究不应因疫情结束而停止

一家抗病毒药物研发企业，疫情中可以做什么？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组成了一个专门的特别专家组，迅速启动了三项临床试验，其中有我们已经上市的用于慢性丙型肝炎的蛋白酶抑制剂达诺瑞韦，这三个试验里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小样本的临床试验，我们在试验期间将药免费提供给医生和病人，我们研发出的三个不一样的创新药，从达诺瑞韦开始，也从技术方面对奋战在最前线的医生给予了支持，特别是武汉的医生。

这回的新冠病毒，其传染性相当之强，致使全球疫情处于泛滥状态。虽说中国实施了高效举措，迅速把疫情给控制住了，然而疫情在全球的发展态势并未被遏制住。

此次疫情突发，突显了抗病毒药物研发的重要意义所在。病毒乃重大公共卫生议题，针对病毒控制存在两个办法，其一为疫苗，其二是抗病毒药物。于尚无疫苗之际，抗病毒药物能够医治已然感染的病患，切实切断传染源，有效地对病毒传播加以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如何筛选潜在候选药物？

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科学问题。

首要需查看靶点，鉴于我们所研发的全都是靶向抗病毒药物。从新冠病毒的病毒复制方面来看，从新冠病毒的病毒结构予以审视，我们发掘出两类具备效力的靶向抑制剂，其一为抑制新冠病毒蛋白酶靶向抑制剂，存在歌礼研发的达诺瑞韦，存在歌礼正开展临床开发的/利托那韦复方片，存在艾伯维研发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复方片，还存在其他的蛋白酶抑制剂；其二便是靶向聚合酶核苷类抑制剂，诸如众人皆知的吉利德研发的瑞德西韦，诸如其他公司研发的法匹拉韦。

在直接靶向抗病毒药物之外，另外存在靶向宿主抗病毒药物，像干扰素这类，雾化干扰素具备成为靶向宿主抑制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存在别的靶点。

歌礼制药身为抗病毒领域领军型企业中的一员，有着多年的积累，因而在疫情开始爆发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审阅了公司抗病毒产品系列里究竟存在哪些药物具备用于应急之可能性 。

我们寻得了三个药，第一个是达诺瑞韦，它是用于治疗慢性丙肝的蛋白酶抑制剂，达诺瑞韦在2018年6月被国家药监局批准得以上市，其适应症为慢性丙型肝炎，另外还有两个处于在研阶段的抗艾滋病蛋白酶抑制剂，例如利托那韦复方制剂，它又叫

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有望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方案

目前，我们第一期临床试验完成了，这一临床试验是用已上市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的蛋白酶抑制剂达诺瑞韦来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

这个研究，于2020年2月16日，获得南昌市第九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做临床试验，要把病人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一定要有伦理委员会批准 。效果样本试验，共有11位病人，都是普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因为抗病毒疗法，就是要用得早，在病毒刚刚感染人体，还没有造成肺部重症，从而需要呼吸机，或者进入急诊室和ICU的时候，就应该用上抗病毒新药 。这11位患者中，包括2位初治患者和9位经治患者 。第一次接受治疗的患者即病人此前从来未曾使用过任何抗病毒类药物，直接开始使用我们的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有9位已经接受过世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是在使用了一些抗病毒药物之后，治疗效果不够显著，医生于是决定让他们转换使用我们的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

这11位患者进行短时间治疗后，全部达到国家规定出院标准才出院，出院标准包含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大为好转，肺部CT有明显病灶改善等，还有大家都清楚的核酸检测连续二次呈阴性。

歌礼研发的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疗法，我们高兴地看到，对病人治疗效果非常明显，速度也相对加快。所有患者核酸检测首次呈阴性时间，中位数是2天，最快1天核酸转阴，最慢8天核酸转阴。同时CT影像学结果显示，病灶明显吸收时间中位数为3天，最快2天病灶吸，最慢4天病灶有吸收。

这是一个小样本临床试验，我们需要更多临床数据来证明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的疗效，不过我们已然能够看到，达诺瑞韦联合利托那韦有望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方案。

我们有正在开展临床试验项目的利托那韦复方片，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以及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们，无偿递送去了药品，宁琴教授领导的团队，裘云庆教授领导的团队，在最困难的时候，也都启动了临床试验。

抗病毒疗法存在两个重要靶点，其一为新冠病毒的蛋白酶抑制剂，其二为新冠病毒的聚合酶抑制剂。2月10日，知名的《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及了歌礼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涵盖抗艾滋病蛋白酶抑制剂，故而科学界对靶点以及歌礼的临床试验予以认可，对此我们深感高兴。

抗病毒药物研发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抗病毒药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我分享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人类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成功控制了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刚被发现这一时期，艾滋病是死亡代名词，历经几十年奋力努力，2006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告：艾滋病成为可控制慢性疾病。

以怎样的方式达成的呢？科学家们历经全球协调一致加以努力，寻觅到三个拥有效用的关键靶点，研制出将近30款具备抗病毒功效的药物，每一个靶向位置大概有10款上下，因而顺利达成艾滋病从意味着死亡转变为如同高血压、糖尿病般能够实施控制的慢性病症，只要服用药物便不会引发病症，传染给他人的可能性也极为有限了。

这个成功的案例向我们作出提示，抗击新冠病毒不能仅仅依赖一个靶点，不能仅凭一款新药，而是需要具备不同机制的有效药物，需要若干个药发挥协同作用，或者采用鸡尾酒疗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慢性丙肝的经验。

好多年以前，慢性丙肝治愈起来较为困难，当下使用我们歌礼的达诺瑞韦，用药12周的治愈率能够高达97%，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收获了诸多内容，什么是治愈呢，治愈必然得拥有有效的检测方式，所以，从抗击慢性丙肝的经验里我们明白，不但得有好药，并且得有优质的检测手段，才能够确定患者是不是被治愈 。

实际上，抗病毒药物存在着巨大的技术挑战，为何如此呢？原因在于病毒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就拿流感病毒来说，我们每年都需要接种预防针，这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化速度极快，基于此每年科学家会针对下一年中可能发病率较高或者是流行范围最为广泛的三种病毒展开疫苗研究，并且尽快投入应用，然而到了第二年这三种病毒已然发生了更换，所以抗病毒药物以及疫苗的研发存在着众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新冠病毒的蛋白酶和聚合酶，与SARS、MARS、慢性丙肝、艾滋病存在一定相似性关系，因此我们将以前研发的药拿来进行临床试验，以此查看是否有疗效。在整个新药研发进程当中，靶点相当重要。刚才我已然讲述过，艾滋病之所以从一个意味着死亡的代名词转变为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是由于科学家历经几十年研发寻找到了三个具有疗效的靶点。然而新冠病毒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仅仅几个月时间，所以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展开的道路充满重任路途遥远。此外，依据抗艾滋病的经验，病毒会产生突变，依据抗慢性丙肝的经验，病毒也会产生突变，所以当下研发的有效药物，在将来是否依然有效，这尚属于未知数，所以，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技术面临的挑战极大。

期望凭借老药新用、新药新用去开发新药，找出若干有效靶点，研发众多创新药，如此才有可能控制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若新冠病毒疫情二次爆发，我们能有好药用作储备。

2018年到2019年，在港交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里，依据麦肯锡的数据，67%的生物制药公司都将专注力投入肿瘤，歌礼那时是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唯一的、专注抗病毒药物研发的企业。中国众多的新药研发致力于肿瘤，诚然肿瘤领域特别关键，涉及国计民生，但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我们察觉到抗病毒药物研发同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研发抗病毒药物，这一行为务必得有顶层方面的筹划设计，仅仅依靠一家企业，单单借助一个药，只靠一个靶点，这般情形下是不可以对新冠病毒的流行状况予以有效控制的。

疫情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其一，企业得具备担当以及创新，需持续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与创新，鉴于病毒处于变化之中，所以我们的研发策略同样需要跟着变化，伴随病毒的持续变化，我们要研发出那种能够抑制这些病毒的靶向药物。

第二，提升研发的组织效率以及执行力。疫情如洪水般凶猛异常，若关键之时，我们无法迅速拿出若干创新药，且缺乏良好的执行力，最终恐怕会追悔莫及。如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歌礼的这几款创新药并非在发现新冠病毒后才开展研发，而是源自我们七八年来于对抗病毒领域的研发积累。由此可见，临时抱佛脚是于事无补的，务必要坚守自身研发方向，具备多年积累方能够在关键时候拿出一些有望成为新冠病毒治疗有效手段的候选药物。

其三，需增强全方位协作，整合资源，病毒不会在某地、某国停下脚步，即便我们施行良好举措，此病毒仍会传播，当前，中国疫情获基本控制，然而全球疫情正泛滥，若想控制疫情，需全球开展全方位合作，不同国家、科研机构、监管机构、企业得携手，因病毒，特别是像新冠病毒这般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

第四，抗病毒这件事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病毒属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基于这样的情况，国家要有完善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还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以及应急体系。

除此以外，吉利德所研发的瑞德西韦，在此次新冠疫情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尽管他们的临床结果尚未发表，却我们很是期待瑞德西韦能够有疗效，因当下特别需要新药，且并非一个。瑞德西韦事实上并非针对新冠病毒进行研发的，而是针对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故而能够再次看出，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吉利德是一家伟大的制药公司，专注于抗病毒药物研发。所以这次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便是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吉利德。

首先，第五点啦，要保证抗病毒药物研发具备可持续性，还要制定、成就长期目标。我们存在众多办法，可是呢，在疫情终了以后，依旧得持续开展研发活动哦。要是疫情一结束，我们就作鸟兽散，等往后再有任何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我们又会毫无应对准备啦。

如何加大重视公共卫生领域抗病毒药物研发？

首先，要去建立抗病毒药物研发的储备机制。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应急药物研发储备机制，而且我们也看到，马云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诸多基金会，都在进行投入，并且支持抗病毒药物研发。

从具体方面来讲，药品审评审批存在对一个应急机制的需求，而这个应急机制的构建是需要立法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在处于紧急状况之下，何种药物能够借助应急通道从而尽快实现上市，以此来惠及病人。要是没有明确的立法存在，一旦疫情来临，我们同样会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既不清楚哪些药属于好药，也不晓得哪些药能够并且应该进行快速审评而后得以上市。

同时，我们要持续进行研发，完成成果的转化，还要有抗病毒药物的储备，我们期望政府和医保设有相关激励机制，在疫情过去之后，依旧要鼓励创新药持续研发。国家与企业之间能够有协定，明确即便在没有疫情的阶段，国家从抗病毒战略层面出发，会接着向企业买入有确切疗效的抗病毒药物当作战略储备，这般才能确保可持续研发。我们同样在思索政府搭配民营企业的共同投入方式以及基金会、非营利性基金会、企业、政府、监管机构的合作途径。

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最终进行一下总结，此次新冠疫情我们收获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于未来国家层面以及抗病毒战略顶层构想方面，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这次新冠病毒暴发，这次新冠病毒蔓延，对医药行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且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存在专家提出，新冠病毒有可能如同流感那般慢性化，于未来若干年在局部地区流行，如此状况会发生吗，答案当前我们并不知晓，然而我觉得我们依旧要做好有备无患的举措，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以及临床研究，不应当因疫情结束就予以停止。

按照成功管控艾滋病的经验，我们想要抗击新冠病毒，就得依靠多个靶点以及多个药物，而非仅仅依赖一个靶点、一个药物；我国存在诸多企业，它们针对慢性病、肿瘤投入巨大，期望借由此次疫情，在病毒性疾病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在新型病毒药物以及疫苗研究领域；历经二次病毒侵袭，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抗击病毒才是正确道路；中国必须拥有自身的抗病毒药物、抗病毒疫苗的战略储备。

最终，对抗新冠病毒，全球得共同奋发、协同去创新，全球有差异的国家以及政府要有一套政策支撑体系，携手一起对抗病毒。我们同样瞧见，于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协调之下，不同国家正携手展开医治新冠病毒的临床研究。

经由此次疫情危机，我们察觉到我们所需在病毒疫苗以及药品研发方向有更为多些的投入，我们国内所产生的创新药制造企业决然可期在迈向这个世界前沿进程里，为全部人类大众的健康状况、和平状态拼力奉献出更为多些的力量 。

互动：新冠药物研发会不会重走SARS的老路？

问：一款用于对抗病毒的药物，从开始研发起，到开展临床试验，再到实现真正的临床应用，其周期是多长时间呢？歌礼此次进行针对新冠的临床试验的药物，预计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投入到临床应用之中呢？

吴劲梓称，新药研发属于一个漫长流程，一个创新药从靶点被发现起，而后靶点得到验证，接着开展临床前的动物试验，再到临床一期，之后是临床二期，最后是临床三期，通常需要10至15年，所耗用资金超10亿美元，故而我们常讲“十年磨一剑” 。

1月底，歌礼在研究者支持之下，启动了三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就包含我们已完成的慢性丙肝蛋白酶抑制剂达诺瑞韦治疗新冠肺炎感染普通型患者的小样本试验，不过这个试验样本量相对较小，还需更多样本、更多临床试验用于证明达诺瑞韦对新冠病毒的治疗效果，我们如今依旧在努力开展达诺瑞韦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鉴于当下中国患者数量已经很少了，因此我们也在考虑前往国外开展临床试验。现在还无法预测何时能把达诺瑞韦投入到新冠病毒治疗中。

国内疫情已然获得了相当良好的管控状态，然而在抗病毒医药研发处于发达水平的那些身处国外的国家，为何疫情会迅猛地发生大规模爆发呢？这对于我们国家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的药企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存在着机会以及机遇呢？

吴劲梓称，我觉得是这样，欧洲以及美国的疫情态势尚未得到遏制，歌礼鉴于拥有多年抗病毒药物的储备与沉淀，故而存在达诺瑞韦这类药物，虽说其批准的适应症为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然而因蛋白酶结构具备相似性，小样本针对新冠病毒普通型患者的抗击成效也较为良好，所以我们也认为应当尽快将其拿到国外开展更多临床试验，以此证实达诺瑞韦能否用于新冠肺炎的医治，这是中国企业迈向国际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契机 。

新冠肺炎最早于中国暴发，给咱们送去了巨大考验，还带去一定损失，然而中国科学家、企业率先开启了治疗新冠病毒临床试验以及相关研究，于是在这个领域，我们相较于发达国家积攒了更多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这即为中国抗病毒创新药企业的机遇。

问：SARS相关药物的研发半途停下进程，存在技术方面的缘由，然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对此的需求忽然间就没了踪影，新冠药物的研发会不会再次走上SARS的旧路呢？您刚刚说到国家的顶层设计，企业参与其中，科研机构也参与其中，监管机构同样参与其中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够有效地将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呢？

这个吴劲梓宣称，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不错。在2003年时，我们存在诸多研发SARS相关新药以及疫苗的情形，疫情一旦过去就全都作鸟兽散，这属于一个经验教训，我期望这次能够郑重地汲取此教训。由于疫情已然获得控制，市场需求貌似已然消逝，然而要是我们具备重大公共卫生防控意识，就会察觉出这次疫情不会是最后一回全球性病毒性疾病的爆发与流行，依旧会到来的。所以，要是新冠病毒疫情刚一得到控制，便彻底停止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下一回我们依旧会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

歌礼在新冠病毒暴发之际，能拿出三个或许有疗效的候选药物，其原因在于多年来始终坚持抗病毒药的研究，所以即便新冠病毒被控制住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也不能停下，这是因为病毒存在一定相似性，多年的沉淀必定会在下次疫情暴发之时发挥作用。

问：抗病毒是否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协同？

吴劲梓：答案必定是这样的，由于病毒乃是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敌人，一旦疫情出现大规模爆发的情况，即便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政策以及措施，然而病毒的传染却是极难进行有效控制的，它不仅会从一座城市漫延到另外一座城市，并且还会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别的国家，这同样是我所讲的抗病毒需要全球协同合作的缘由。

对抗病毒药物的顶层设计而言，我觉得需“三足鼎立”，其一，国家监管机构得立法，去制订一系列针对应急情况的药品审评以及临床应用的法规，其二，企业于疫情结束后别一哄而散，要持续开展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其三，科研机构与医院在疫情来临之际要依照GCP的要求去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三足”协同，这便是我们所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